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四五岁时，我最爱在家翻箱倒柜，指望能找到什么“宝贝”。一天，在娭毑（奶奶）抽屉里，看到一摞老照片。其中一张格外醒目：上面的人我从没见过。他身穿笔挺的中山装，站在一幢高楼前，神态虽有一丝拘谨，却不失从容。那楼飞檐五层，攒尖楼顶，金色琉璃映日生辉。娭毑讲，这是爹爹（爷爷）在黄鹤楼前拍的，他是武汉人。
爷爷在黄鹤楼前
于我而言，“爹爹”只是家族记忆中的符号——我从未当面叫出口过。
1999年，爹爹因脑溢血猝然离世。彼时，爸妈还未结婚。不过常听娭毑零零碎碎地讲起他的事。这些片段拼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爹爹。1938年，武汉沦陷，老爹爹（曾祖父，190？-1974）带着年幼的姑娭毑（1926-1954）和爹爹（1935-1999）从湖北汉阳辗转避难至湖南湘阴县临资口镇（今属湘滨镇），定居于此半个多世纪。长江特大洪水过后，小镇受灾严重，后来平垸行洪政令下达，镇上人家悉数迁离。
临资口，又作“林（陵）子口”或“临泚口”，它扼守在湘江与资水的交汇处，是湘北的军事要冲和商贾重镇。清乾隆年间，湘阴县县丞移驻临资口（《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六四五）。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当年十月，洪秀全在长沙南门外得伪玉玺，“称为天赐，胁众呼万岁”，而后趁势“夜渡湘水，由回龙塘窜宁乡，抵益阳。掳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陷岳州”。（《清史稿·洪秀全传》）旷日持久的战事影响了越南朝觐使团的脚步，也让临资口出现在使臣的日记里。咸丰三年（1853），阮朝使团于正月初十日入镇南关后，仍走广西、湖南水路北上。因太平军攻克武昌、汉口，入使团只得改道荆州、襄阳赴京。对此，阮朝使臣潘辉泳记载道：“向来使程，由湘江东过湾河，泛洞庭湖，至汉口起旱入燕。今从下湘顺泛，至林子口西转，溯流而行，历沅江、龙阳、武陵、澧州、公安等州县，至荆州府起旱，取路襄阳进京。”（详参王巨新：《梯航万里达天京：清代越南朝贡使团经行路线探析》，汪朝光主编：《东亚变迁与周边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这座湘北小镇就这样见证了帝国的变迁。
优渥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商业活动，催生了繁荣的市镇。同治四年（1865），当地居民以及来自宝庆、益阳、安化乃至江西的商帮集资在江畔修缮扩建了供奉洞庭龙君柳毅的洞庭庙。出船之前，都在此祈求龙君保佑。据庙前清末残碑所载，王文韶、魏光焘、彭玉麟等晚清重臣都为此次修缮捐过银两。镇上林立的宗祠体现了宗族人丁的繁盛。最有意思的是，每周末“哈利路亚”的圣歌都会准时从福音堂里飘散而出。然而，这些宏大的叙事落在父辈口中，化作码头边“船到临资口，有风都不走”的民谚，以及爸爸小时在河滩上随手捡起的、见证过繁华的铜钱。
镇上的人们尽管可以靠水吃水，但生活并不充裕。老爹爹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吆喝叫卖。老娭毑和爹爹则一起纺制麻绳贴补家用。爹爹还在江上放过排。放排就是将砍伐下来的原木用藤条或竹篾等捆绑成排，顺流而下，漂运到目的地。放排人就站在木排上，操纵方向。涨水时，湘资二水，河流湍急，又多险滩，稍有不慎，木排便会撞向河岸，排散人翻。但就算这样艰苦地讨生活，生活依然苦不堪言。1949年，老娭毑（曾祖母）由于痨病去世，家里连买一副棺木的钱都拿不出，只能裹草席下葬。五年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姑娭毑也因同样的疾病离开人世。满爹爹（叔爷爷）曾经回忆道，九岁时给他姐姐煎药，药罐还刚放上火炉就跑去街上玩。回来一看，里面的药汤早已烧干，焦苦的味道在家里氤氲不散。家里生活难以为继，只能让最小的儿子去当兵。只有十四岁的满爹爹离开父兄，入伍参军。爹爹结婚的时候，家里仍然揭不开锅，所用的碗筷竟还是娭毑从老家担过来的。娭毑看到姑娭毑的三个儿女竟然没有一条好裤子穿，实在不忍，便把自己从娘家带过来的一条长裤改成三条短裤给三姊妹穿。表姑妈每次讲到此时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淌，“阳世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舅妈啊！”
爷爷（右）与姑爷爷（中）送叔爷爷（左）入伍的合影（1958年5月摄于长沙）
爹爹和娭毑要养大五个子女，家中还有年迈的老爹爹。爹爹在江上放排，娭毑则在家开理发店、做豆腐，晚上全家人一起搓麻绳，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好在爹爹生性豁达，人缘极佳，后来进了镇供销合作社下的南货店当起柜员。在计划经济之时，供销社是乡镇经济生活的轴心。但1980年代初，这个轴心开始晃动。随着农村“去组织化”改革的推行，基层供销社在私营经济的成本攻势前节节败退，业务萎缩、人员涣散成了常态。（参见温铁军、逯浩：《供销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的起源、融合发展及改革方向》，《学术论坛》2023年第1期）
在这种颓势下，爹爹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当上了集体企业塑料厂的厂长，还管理出纳、销售等具体业务。厂子名义上归县供销社管，实际经营自负盈亏，还要上缴一部分收入。这个只有二十来个员工的小厂，更像个风雨飘摇的“穷家”。为了让生产机器转起来，爹爹必须利用那一张张盖着红公章的介绍信，把握一切可能的商机。
九如斋是湖南响当当的老字号，1915年就创立营业，1980年代中期正值生意扩张，辣椒油卖得火热，食品包装的需求也跟着暴涨。爹爹从临资口南来北往的商旅口中捕捉到了这一消息，便赶紧收拾行囊奔赴长沙。他住进湘江大桥旁的人防旅社。旅社利用地下人防工事开设，阴暗湿热；所有旅客都睡在一张大通铺上。在这样的环境中，爹爹心里翻江倒海：省城里的老字号，凭什么看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厂？在这个难以成眠的夜晚，他或许曾无数次盘算是否还有其他活路，也或许曾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说辞。第二天一早，爹爹把头发梳得齐整，穿上那身挺括的中山装，敲开了九如斋经理的门。等他晚上坐长沙到津市的客船回到临资口，带去长沙的几尾大青鱼不见，生意却谈成了。紧接着又有难题出现。由于当时厂里每个员工工资一样，所以像清洗塑料、轧制产品这样的体力活就没人想做。尽管娭毑带头在冬天冰冷的河水里洗塑料，但还是没人愿意做脏活累活。于是爹爹推行按劳计酬，又要我姑姑首先去干。这样，员工的积极性得到提升，费力却有较高酬劳的体力活大家都抢着做，最后形成固定的轮班制。
临资口塑料厂生产的长沙九如斋辣椒油瓶
操持塑料厂的十年，恐怕是爹爹一辈子最劳神的岁月。他跑江西，奔福建，换来一单又一单的生意。几乎每年县供销社的先进工作者名单里都有他的名字。奖励一般是两床被褥，爹爹总要分一床给副厂长。每逢年关，他都要买几条大鱼，处理好做成腊鱼，送去长沙。而家里天天吃做腊鱼剩下的边角料。大年三十晚上，他也不回家，独自在厂里守岁。零点一到，便在厂院里燃起熊熊的宝塔火。那一刻，他祈求的不仅是生意的兴隆，更是厂里二十多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
和对待工作的上心相比，爹爹对家中大小事务就相当率性了。大姑当年从父命相亲。爹爹见到新郎便讲，“兰伢子，这个伢子长得标致，我看可以呐！”儿女终身大事，他倒不做长远打算。爸爸也讲，爹爹是个“易得（容易）老倌”，不是个操心命。他笃信“到座山上唱支歌”、“一兜露水一兜草”，很少未雨绸缪。
1990年代厂子倒闭后，爹爹又开起南杂店，维持一家生计。小孩子们过年一回家看到满柜台好吃的，一拥而上。当时卖四分钱一粒的荔枝很快就被吃光。爹爹站在后面看着干着急，又不能上前阻止，毕竟孩子们一年就回来几次。爹爹站了大半辈子柜台，却不知道打算盘，但又心算极佳，不知道他算错过账没有。由于缺乏运动，加之贪杯，晚年爹爹身体状况不佳，记性也每况愈下。一次冬天洗澡，竟忘了换拖鞋，穿着棉鞋进去。洗完出来，满是疑惑：“怎么今天脚步这样沉啊？”低头一看，哑然失笑。他这辈子，太讲体面，哪怕是在最窘迫的岁月里也要讲究。出门前，头发必定要梳得一丝不乱，衣服也总要穿得抻敨。爸爸时常抱怨，爹爹不为他考虑，和县财政局局长玩得好，却不托关系寻个好工作。我想，这也和爹爹的“体面”密不可分。
当然，爹爹也有着老派人难以撼动的顽固——那便是众人口中出名的“重男轻女”。我爸是最小的孩子，前面五个都是女孩（其中有一女夭折）。在我爸出生之前，他总觉得在镇上抬不起头做人。一遇到姓刘的人家，他就要问人家家里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听说是伢子，他自己倒高兴得不得了，说刘家也是有后代了。每次我爸去读书，爹爹都会给他买包子。边上邻居说：“刘斌爹啊，你也给你妹里（女儿）买一个噻。”他就不作声了。爹爹也只给我爸零花钱，一般是五分钱。有一次忘了给，我爸跑去厂里要，跑上楼梯时，不慎跌倒，眉毛上方划开一道口子，鲜血淋淋。接到通知的爹爹，急忙赶到，看见满地是血，竟晕了过去。
小时，我不服管教，经常在家大闹天宫。那时，家人便常打趣：“要是你爹爹在世，会被你吵得沙痱子炸！”其实，要是爹爹活到我出生，指不定多么疼爱我。毕竟他只喜欢伢子，而我则是“千担谷下种，就只一棵独苗”。舅娭毑在我出生前，做过一个梦：爹爹把襁褓中的我从一所寺庙里抢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我抢了个伢子嘞！”正因此梦，舅娭毑非常笃定地预测我妈生的一定是个男孩！七梦八怪，自然不足为凭。不过，这个梦境恰反映出在大家心目中爹爹的重男轻女到了何种地步——竟要去庙里“抢”！
夏日炎炎，家中酷热难耐，晚上他就睡到船甲板上去。某日清晨醒来，发现船只漏水，只剩甲板浮在水面，只得泅水而逃。另外，嗜睡也是爹爹一个特点。每次吃完饭便要回床小憩，晚上也很早就上了床，都说爹爹是睡不醒的瞌睡。我大概随了他这一点。
娭毑说，爹爹是不受苦的命。1999年的一天，娭毑正烧中饭，爹爹坐在沙发上问何时做好。结果没多久，娭毑做好饭菜去叫爹爹时，发现他已从椅子滑落地上，不省人事。早在去世前，爹爹就指定好了身后丧礼的督管（总负责人）——他的好朋友。由于临资口已无地可葬，爹爹又钟爱娭毑娘家的那块菜园，他多次对舅爹爹（奶奶的哥哥）说：“我死了哪都不埋，就埋在你家菜园里，你要记得嘞！”得知噩耗的舅爹爹，在悲痛之余，立马叫人在自家菜园里挖了一个大墓坑，等待他妹夫的灵柩入土。爸爸还记得，爹爹的墓坑只怕有丈把深，回填土都花了很久。
爹爹的故事里，最让我在意的，莫过于他三岁那年跟着老爹爹从汉阳逃到湘阴。老爹爹生前很少提起汉阳老家，更不曾回去过。但老娭毑并不是汉阳人，而是湘阴县凤南乡人——与临资口仅一江之隔。老爹爹在武汉做何营生？又是如何与老娭毑相识、成家？他拖家带口又是怎样来到湖南？这些事，他生前讳莫如深；而知情的人，又早已离世。至于现在，家里无人能说清。我习惯在史料的罅隙里寻找答案，却发现在自家人的往事前，史料拒绝作答。这种无力感，多少带着几分讽刺。
后来读到王肇磊老师《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一文（《江汉学术》2016年第2期），才慢慢拼起那段往事的模糊背景。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不断扩大，武汉成为了战区流亡人民的重要目的地。武汉人民抗日精神十分饱满。1937年，武汉抗日群众团体清理倾圮的岳王庙时，发现了明代的岳飞半身刻像，于是在黄鹤楼遗址附近立起岳武穆遗像亭，以鼓舞抗日斗志。1938年6月，日军南北夹击而来，武汉会战打响。10月，武汉失守。与战事同时推进的，是一场巨大的疏散——其中，也包括老爹爹一家。早在1937年12月，湖北省政府便已做出疏散武汉人口的决定，次年2月向社会公布具体的疏散办法。1938年7月底，国民政府命令“武汉三镇一带全体非战斗人员即时避难”，撤离至后方。老爹爹一家也许就是从7月开始收拾行囊，逃离故乡。省政府确定了五条具体疏散路线。其中一条便是沿武（昌）长（沙）公路，经贺胜桥、咸宁南林桥、崇阳、通城、平江、瓮江至长沙，再转送湖南各县。此外，武汉地方政府部门还颁发难民证，“凡三镇人民，请求发给难民证者均予照发。”同时，沿线各地还制作了路标或指示牌，为难民指明疏散方向和救助地点。不知，原本生活在九省通衢的老爹爹拿到“难民证”的那一刻心中作何感想？也不知，到达每一个救助点，周围全是操着各地口音的异乡人时，是否会想起硝烟弥漫的故乡？
老爹爹带着一双儿女，逃离汉阳，来到湖南，本以为逃出虎口，没想是又入火坑。1939年，战火继续向南蔓延。湘江北岸，成了前线。彼时，担任南阳、临资、凤南三乡总乡长的临资口人谢亦雅组织地方武装，在临资渡口阻击日寇。1943年，日军进犯南县厂窖，三万军民被围困在狭小的镇子里。5月9日至12日，三天三夜，面对丧心病狂的屠杀他们几乎无人幸免。其中，就有娭毑同母哥哥。他腹部被刺刀捅穿后，因极度口渴，竟去喝喂猪的潲水，之后便倒在血泊中。战争，使人连活着都成了奢望。
1944年，满爹爹出生在湘阴。这说明最晚在1943年老爹爹一家安顿下来，有了定居异乡的打算。毕竟新生代表着希望。大姑说，老爹爹说的就是湘阴话，听不出武汉味。大姑有记忆时，也到了七十年代，彼时老爹爹在湖南生活已近四十年。四十年的时光，竟能把乡音打磨殆尽。老爹爹始终不曾提及汉阳，或许是因为那座城只剩颓圮的篱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此之谓也。
位于汉阳的归元禅寺
1990年代初，不当厂长的爹爹清闲了起来。一次聊天中，表姑问他，“大舅，你说外公怎么没有什么亲戚咯？他是哪里人啊？”听得此言，爹爹一惊，“哎呀！伢子，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这事了”，又回忆道“那时只记得住在汉阳归元寺边上，后来打仗，坐筏子船来了湘阴”。这场谈话没过多久，爹爹专程去往武汉“寻亲”——时隔半个世纪回到他并无多少印象的故乡。他循着记忆找到归元寺，却再也找不到那个被炸成碎片的家了。他想找他父亲的亲人，却不晓得从何找起，又该向谁求助。在武汉繁华的街道上，他目不暇接，不知那酸楚的情绪何处栖居？
光绪十年（1884），建于同治七年（1868）的黄鹤楼被毁。此后，原址只剩下铜铸楼顶。直到1981年10月，黄鹤楼重修工程才破土开工，仿古新楼于1985年6月落成。爹爹逃离武汉时，不满四岁，黄鹤楼只余下断井颓垣。重返故土时，迎接这位花甲老人的，是一座崭新的建筑。和这座年纪尚轻的仿古建筑合影时，他是否会想起炮火连天的逃难童年？也许，在按下快门那一瞬，他想把自己安放在一种“回到故乡”的姿态里。不过，作为“易得老倌”的他应该不会思考这么沉重的话题吧？
2023年3月下旬，已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的我，从成都来到素未谋面的故乡——武汉。走在珞珈山上，捕捉樱花开过的痕迹；漫步江汉路，灯光璀璨，行人如潮。最后，我来到黄鹤楼。游人熙熙攘攘，而我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爹爹当年站过的位置。出乎意料，那处地方现在仍是打卡的热门机位所在。
我在同一角度站好，相机轻响一声。照片洗出来后，我把它与那张旧照并排放在一起。刹那间，突然觉得那个想象中的爹爹近在咫尺。当站在同一位置时，我才明白所谓“相遇”并不是看见爹爹，只是在时空交叠之中“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怅惘。
作者在黄鹤楼前
金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